“哈耶普斯麻”何以成为世界顶尖大学？美国何以成为众人向往的留学目的地？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Miguel Urquiola从经济学角度指出了美国大学成功的关键：头脑、市场与财政。

他回顾了美国大学的发展历史：从因英国影响以宗教为主，到被欧洲大陆影响改革后以学科教育为主；探索不同的资助模式以为大学学子提供研究经费；正是这些不断的教育变革促使这些顶尖大学到今天的位置。

同样作为美国最早一批建立的高校，为什么在今天，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哈佛大学，而很少有人认识威廉姆斯文理学院？

为什么我们会认为大学与文理学院不是一个“量级”？这种认识是正确的吗？

当申请美国大学时，为什么我们会唯QS排名“马首是瞻”？QS排名意味着什么？

这些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一种导向。要解释这种导向，深刻理解今天美国大学的现状，时间需往前拨回至1860年—1930年。

1860年是美国南北战争之年，同样也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分水岭。

1860年之前，美国只有包括哈佛大学（注：哈佛也曾被称为哈佛学院）、威廉姆斯文理学院在内的9所学校，这些被后来的研究者统称为“战前学院”（Antebellum College）的学校在学术声誉上都属籍籍无名。

从1860年到1930年，是美国高校从学院（College）到大学（University）的转变。

从籍籍无名到一举跃升为世界一流水平，美国高校是如何做到的？

针对这个问题，经济学家Miguel Urquiola用经济学的方式进行了研究，并给出了结论：市场、头脑与财政（Markets、Minds、Money）。简言之：搞就业、搞人、搞钱。解决了这些问题，美国大学才最终成为今天的“哈耶普斯麻”。 

01

改革前美国大学的困境

作为英国的前殖民地，战前的美国学院深受欧洲影响，其最明显之处在于学院与宗教的关系极其紧密。

1.博雅教育与专业化学科教育的博弈

战前美国学院主要以培养牧师为主要功能和目标。这个时期，美国学院中的老师大多都当过牧师，或者有宗教背景。

这个比例在1862年的达特茅斯大学超过60%，在1868年的普林斯顿大学超过70%。

宗教导向也决定了战前美国大学的学习内容。

当时的美国大学还未出现细分化的专业，学生主要学习从宗教延伸出的博雅教育（Liberal Arts）：逻辑、修辞、音乐，以及语言（希腊语、希伯来语、拉丁语）。

对于大学来说，提供专业化的知识和先进的理念是费钱又冒险的。

而对比同时期的欧洲，我们马上会发现美国的落后。

欧洲的改变源于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需求在发生变化，启蒙运动也让政府在教育中投入更多财政资源。

于是有了从通识教育、博雅教育到学科化教育的改革。

哈佛大学

教育部将中学作为学生接受通识教育的阶段，而在大学进行某一领域的专门学习，这直接促成了现代大学的产生。

许多美国正在接受的传统课程在欧洲大学中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专门的学科教育。

财政可以让大学吸引更多的人才，于是课程改革也应运而生：一个教授教一系列课程的方式不再通行，大学有能力聘请不同学科的教授进行专门学科的教育，并且给予学术最先进的学科知识。

这样做的直接结果是教授们有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科研（而不是教学）中。

这样的改革结果非常明显。

1850年，欧洲产生了几个非常强大的大学，其中最强的哥廷根大学已经建成了配备齐全的图书馆，有100多名教职工。

因此，19世纪欧洲大学远超同期美国大学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欧洲大学抓住了工业革命产生的社会需求变化这一关键节点。

适时转变教育内容，让学生在大学获得的知识可以顺利转化到工作当中。

虽然美国也处于社会大发展时期，工业化带来对医学、化学、物理，甚至社会大发展出现的社会问题需要社会学、人类学等社科专业的需求，但这些无法被“宗教化”的大学所满足。

“供”与“需”之间出现了巨大的不平衡，社会发展倒逼的大学改革迫在眉睫。

2. 保守派和先锋派

在战前美国学院中，教学理念分歧使当时的美国教授、学者、学生分裂为保守派和先锋派。

不同于今天动辄上千人的大学师资规模，改革前的美国学院，只有三种类型的老师：校长、教授和导师。

一般大学只有两位教授，这里的教授与今天的概念也不同，它只是“美国最富有大学的一种装饰”，一般由年长、富有声名的人担任，因此哈佛大学在该职位创造出来之后的一个世纪都没有人任职。

导师位于最低一级，主要负责学校的授课工作，通常情况下他们是本科生，毕业之后留校任教，类似于今天研究生的情况。

在哈佛大学成立的前一百年里只有不到五个导师，而且绝大多数是男性。

当时教授的薪金非常少，有时甚至是无薪。

1860年代，哈佛、耶鲁大学的教授薪金甚至低于生活水平花费；而导师的薪资则跟手工艺人差不多，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对科研感兴趣的教授要自己贴钱买实验材料进行学术研究。

至于学生，他们的授课没有专门化分工，在学习方式上，也是以阅读、记忆和背诵为主。

就像一架懒得动弹的机器，大学机制中的每一环都缺少生机和活力，并以保持传统为己任。

于是想要获得更专业学术训练的美国人纷纷到欧洲求学。

1895年，到欧洲（尤其是德国留学）接受博士学术训练的注册美国年轻人达到顶点。

后来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彼时还是学生的Nicholas Butler曾表示：“到访德国之后，才知道什么是大学，什么是学术研究，美国大学要想比肩欧洲大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批在欧洲接受顶尖学术训练的“最强大脑”，他们在欧洲获得的学识、对大学（University）的学术研究印象，都日渐成为对美国本土大学的改革意识。

他们在学成回国之后，成为美国大学的改革先驱。

本土教育人士的“保守”与欧洲归国教育者的“先锋意识”，是不同的教育训练的结果，而正是后者决定了美国大学的崛起之路。

02

教育是最特殊的“商品”

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前面我们提到了美国大学转型成功的两个因素：市场供需与不同学术体系下的头脑思维。

这些状况的转变都亟需一个最重要的条件：钱。学校的财政状况往往会决定改革的成败。

1.教育改革首先要解决财政问题

George Ticknor是第一代到德国受训的美国人，1815年在哥廷根大学学习，回到哈佛之后教授法语、西班牙语和文学。

他的改革主张非常接近现代大学：

呼吁大学给教授更多科研时间；

让学生从传统的背诵记忆学习方法改为评论、解释、分析；

以系别的方式组织学校，最终形成不同的研究生教学；

扩充大学的教学范围，所有学科都应涉及。

然而当他把改革意见递交给时任哈佛校长时，直接被校长以“哈佛比较穷”为由拒绝了。

相反，如果有充足的财政作为改革的保证，创新成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在战时美国大学的教育改革中，将教育重心从本科教育转移到研究生教育是非常艰难、也很冒险的决策。当时的美国还没有任何一个工作需要硕士学历。

纽约大学率先开设了MA，但在需求量太少、财务紧缺状况下，学校又不得已停止了MA。

唯一的成功特例是耶鲁。

1850年，耶鲁是当时声誉最好、有最多毕业生的学校，这为研究生的申请需求提供了保障，也就让以学费为主的财政收入有了保障。

耶鲁大学

时任耶鲁校长Theodore Woolsey称自己是激进的保守主义者，在他的就职演说中，他说耶鲁还不是真正的大学（University），要成为真正的大学，提升学术研究水平是最重要的举措。

在资金充足、需求量大的前提下，他创建了心理学系，该系又发展为美国第一个研究生院，这个尝试非常成功。

1861年，耶鲁大学颁发了美国第一个博士学位。至此，耶鲁大学才完成了到“大学”的转变。

当然也会有自己创造“财源”解决财政问题的大学改革。Francis Wayland作为当时布朗大学的校长，正在面临学校招生困难而带来的财政匮乏问题。

于是在1840年，他大胆地在传统的通识教育外，开设了科学、农业等应用性更强的专业作为选修课程。学生可以双选两种并行课程，学习应用型专业可以获得特殊学位。

这些“对口”专业可以让毕业生顺利找到“对口”工作，满足社会需要的同时反过来也解决了学校的财政问题。

2.寻找新的资助模式

有了前面的尝试，美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先驱者还找到新的商业资助模式，其中最早取得成功的是康奈尔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