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霍普克罗夫特是享誉全球的计算机科学家、教育家。

他先后任职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康奈尔大学，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院院士。

曾获图灵奖（1986）、冯诺依曼奖（2010）、美国工程院西蒙雷曼奖创始人奖（2017）等全球计算机科学领域重要奖项。

50多年来，他培养的博士生中有十余位当选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院士，其中两名学生分别获得1986年和2021年的图灵奖。 

2011年，霍普克罗夫特教授加盟上海交通大学，亲自开展课程设计，招聘人才，并给本科生授课。

今年，上海交通大学成为了以其命名的计算机“约翰班”。2016年，他获得外国专家在华贡献最高奖——“中国政府友谊奖”。2017年当选中科院外籍院士。

作为深耕中国10年的美国人，约翰·霍普克罗夫特对中国的高等教育有着独特的见解。

01

从事本科教育50多年的教授

我从1964年开始给本科生授课，至今已经50多年了。

我喜欢教学和科研，这是我至今还没有退休的原因。

康奈尔大学的退休计划非常完善，我的工资不会因退休而降低。但是，如果退休了，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我在小学、中学和大学阶段都遇到了非常棒的老师。他们真心希望我能获得成功。他们对我的人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我也希望能对其他人产生这样的影响。

我真正参与中国的教育工作是在大约十年前。当时，中国教育部让我帮助他们提升大学教育水平。

我和150名教师一起工作，尝试提高他们的教学技能。但后来我意识到这样的工作没什么效果，就建议取消了这个项目。

随后，上海交大的校长找到了我。从那时起，我就一直与上海交大合作，帮助他们招聘教师，提高教育质量。

02

中国顶尖大学新生比康奈尔新生优秀，

但4年后被康奈尔毕业生超越

我之前曾在大约15个不同的国家工作，以改善当地教育，包括巴西、智利、墨西哥、沙特阿拉伯、突尼斯和印度等。

在这些国家，我帮助了一些学生和教师，但很难提高整体的教育质量。

现在我明白了，除非政府高层想要改善教育，否则你是无能为力的。 

在中国，国家总理都将改善本科教育作为首要目标之一，所以在这里，我的工作有机会得到回报。

我曾经带30个中国学生到美国待了一个月。

他们中的一半人立即接受了美国的理念，开始好奇地探索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但另外一半人仍会问我：“今天我该做些什么？”

所以一个主要的区别是，一些中国学生只会做你要求他们去做的事情。

我在康奈尔和上海交大为大一新生讲授同样的课程。我发现上海交大的大一新生要比美国顶尖大学的更好。 

我认为原因在于，美国有很多不错的大学，美国的人才分散在这些学校中，而在中国，最好的学生都集中在所谓的C9高校（中国顶尖大学联盟）里。

因此，中国顶尖大学的新生比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大学或康奈尔大学的新生更优秀。

但4年后，我再次面对这些中国学生时，却发现康奈尔大学的学生已经超过了他们。

过去20年里，中国的父母意识到他们的孩子需要大学文凭才能找到好工作。

于是，大学生数量急剧增加，大学教师也从30万增加到100万。而问题是，你们是从哪里找到这么多教员的？

有相当多的中国学生到美国高校攻读博士学位，其中很多人更愿意留在美国。

我认为原因在于，中国的高校不能提供他们想要的环境，筹集研究经费和发表论文的压力太大，很多年轻教员不得不为资深教师工作。

这不是一个教育学生或者做基础研究的良好环境。

在上海交大，我负责招聘计算机科学的教师。我无法改变整个学校的环境，但学校愿意为我招聘来的教师提供较为宽松的环境。

结果也很好，我已经从美国招回了20名教员，我们很快还会再招10人左右。

如果我们的使命是培养下一代的人才，那么我们聘用教员时，他们已经做出了哪些研究成果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更希望这个人可以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保持活跃。

所以我们要寻找的是有创造力的人，他要能不断学习、保持活跃。

在中国，评价高校教师和校长的标准应该改变。 

对于高校，提高学校的国际排名是一个错误的目标，因为这些排名都是基于研究经费和论文数量的。我们应该用本科教育质量来评价高校，而不是研究经费的多少和发表论文的数量。

在中国，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变化，我相信中国的高校将会快速发展。

03

大学应专注教育和基础研究，

而不是应用研究

美国的大学和中国的大学还有一个不同之处。

美国有足够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因此如果我们需要开展应用研究来实现某个具体的社会目标，公司和研究机构可以雇到人才，来进行应用研究。

而大学是不参与应用研究的。

大学应该专注于教育和基础研究。例如，斯坦福大学在上世纪70年代建立了斯坦福研究所，把应用研究从学校转移到了这个独立的机构中。

出于同样的目的，麻省理工学院建立了林肯实验室。

但在中国，高校仍然需要为应用研究提供帮助。许多资深教师都积极参与其中。问题是，应用研究可能干扰教育。

如果一名导师在指导学生的同时也在开公司，那么当学生面临着做基础研究还是为公司工作的选择时，导师很可能会要求他们为公司工作。

这是一种不应当被允许的利益冲突。

中国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可能需要10到20年才能作出改变。当中国培养了足够多的人才时，应用研究可能就会搬出大学。

在美国，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资助基础研究，不是因为它们希望完成一个特定的研究项目，而是因为它们希望被资助的教师能培养出下一代的人才。 

教师们可以研究任何他们感兴趣的课题。事实上，这是美国做过的最好的投资之一。

我们在许许多多的随机方向上进行研究。

偶尔在某个方向上，会有人做出足以创造一个全新行业的成果，从而为社会提供数百万的工作岗位，以及数十亿美元的经济回报。

04

大学专业招生应考虑社会需求

在上海交大，我担任John Hopcroft计算机科学中心的主任。

这个中心没有学生，它负责为计算机科学系和其他相关项目聘用教师，我们已经使教学质量大幅提高，很多毕业生已经去美国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我希望在最后，我们可以提升整个上海交大计算机科学系的水平。

这些精英班的教学水平是和美国顶尖大学相当的，它们正在培养出世界级水平的学生。

但是，每个这样的班级通常只有25到30名学生，所以这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中国必须拓展精英班，最终提高对所有学生的教学水平。

中国有这么多有才华的学生，如果能把精英班扩大到所有人，中国的大学将跻身世界顶尖高校之列。

我认为一旦改进本科教学，培养出更好的本科生，那么研究生的质量就会随之提高，研究生教育也会自动改善。

但这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实现。

目前中国社会对计算机科学人才的需求，远远大于国家目前的设定的大学计算机专业招生计划。

因为国家不允许计算机学院扩大规模，所以许多高校会在计算机学院之外，创建人工智能（AI）、系统科学等其他院系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与美国的情况不同。 

在美国，一个院系可以决定自己的规模。康奈尔大学有60个系，但有多达10%的学生都是计算机学院的。

在全球信息革命的浪潮下，我们需要很多主修计算机科学的学生，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包括很多不同专业的大的计算机科学学院。

05

本科生做研究不是好的经历，

应该允许学生先弄清自己喜欢什么

理论上讲，我不认为本科生做研究是一种好的经历。

我不鼓励他们这样做，除非他们想要继续深造，去美国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那么他们最好发表过论文。

如果我们允许学生进入一个大的学院，可以是工程学院，或者艺术和科学学院，允许他们在一两年的时间里弄清楚自己真正喜欢什么。

这将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中国的一些大学已经开始这么做，但还没有发展到整个大学。 

在美国，学生不必上那么多的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