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刚开始，我在社交平台就刷到无数海淀妈妈给娃制定的假期学习计划。

从古诗文、字词书写、阅读理解、作文练笔、数学提高，到英语KET/PET/小托福备考、各种英语课补习，再到音基、钢琴、游泳、羽毛球、美术一个都不能少，还有生物历史地理各种纪录片……

计划精确到分钟，誓把孩子的时间利用到极致。

可是，这样培养出来的娃真的能成功吗？现在中学生抑郁症检出率为24.7%，相当于四分之一的孩子有抑郁症状，都是从哪里来的？孩子们的分数越来越高，学习动力却越来越低，创造力越来越差，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爸爸真棒专栏作者维舟认为，这些孩子的人生被“过度规划”了！而适当的“留白”时间、培养几个所谓“无用”的兴趣，让孩子拥有一种乐在其中的松弛感，可能才是未来成功的关键。我们一起来看看他的观点。

自由啊，一渣渣自由都没有！现在其他家长都是把自由放在家里，你呢，自由放在垃圾桶里啊！日前，一个小男孩因为学业太繁重而向妈妈哭诉“没有自由”的视频火爆全网。虽然有人感慨“你哭出了多少人的心声”，但在网上这也常被打上“语出惊人的熊孩子”这样的标签，似乎这只是个不爱学习、不能吃苦的小孩说了几句好笑的话。然而，这绝对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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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弛感从哪里来？

虽然现在很多工作非常“卷”，但一些创新企业却更喜欢那些“有松弛感的人”，为什么？因为很多管理者发现，那些人往往更富有创造性，“后劲”更足，情绪也更平稳，即便遇到棘手问题也能冷静处置。这个道理说起来也很简单，但对许多人来说却是个棘手的全新挑战：从小到大都是一路“卷”过来的，从来只有“紧绷感”，哪来什么“松弛感”？长久以来，中国家长都普遍相信：为了能在激烈的学业竞争中胜出，对孩子学习生活的严格管控是必要的，稍有松懈就可能落败。
既然“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那么对孩子就只能不断上紧发条，像我们这样从未让孩子上过课外补习班的，甚至都难逃“不负责任”的指控。

时代也确实不同了。我小时候暑假还经常无所事事，做完暑假作业之后就是看一堆课外书（那会也无网可上），又或是在乡间疯玩；换作现在，这正是家长们既担忧又无法容忍的状态，很多父母似乎见不得自家孩子这么“浪费时间”，总是忍不住把他们的暑假生活用作业、课外补习和夏令营等排得满满当当，唯恐玩了一个假期下来，就被别的孩子超越了。当然，学生们也需要学会为自己的人生做好规划。曾有一家公益机构在贫困地区推行过一个项目，就是让当地学生练习做计划、攻略，因为自己设定目标、计划并执行，是一种很重要的能力。但现在的问题恰恰是：当代学生的日常需要自己规划的事不多，因为他们从学业、功课到作息，甚至连上厕所，都是被安排好了的，很多孩子只能被动地适应那种节奏，而没有自己制定目标并执行的主动性。这是一种“过度规划的人生”（over-scheduled life），没有任何留白，因为每个时间段都排满了。

实际上，这很像工作狂的节奏：照着密集的时间表来完成一项接一项的任务。不夸张地说，在高考工厂里适应了这种节奏的孩子，为他们将来走向互联网大厂里过劳的“996”人生做好了准备。很多成功人士确实也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但问题是：这种学习模式的容错率很低，因为它环环相扣、紧密相连，也就一步都不能出错，长期处于这样的紧迫感中，难免让人承受严重的心理压力。

这样不断强化孩子的竞争性，家长也像是个严厉鞭策的监工，亲子之间的情感纽带弱化，而更接近一种工具性关系，徐前进在《现代精神之花》中指出一个讽刺性的现实：“学习好的孩子才会得到父母全部的爱，但那些学习不好的孩子可能具有更强大的创造力。”更重要的是，多年来的学习生活围绕着单一的目标（“考上好学校”）展开，会让人产生一种“别无选择”的错觉。然而，人生几十年，谁也不能幸运到始终一帆风顺，当一条路走不通时，那些生活太过单一的孩子往往就此卡住，不知所措。

四川一位女子在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被父母强制五年考公，没能上岸，在接连遭受失败打击后，她从去年起行为失常，经常答非所问，有时扬言自己是局长。悲剧就在这里：

父母的一些执念，看似是“为了你好”，却有意无意中成了孩子的牢笼，而且因为打着爱的名义，被关在里面的人，几乎丧失了越狱的可能。

这是一个缺乏弹性的学习模式：在目标达成之前没有退出机制，也没有其它备用选项，就只能一条道走到黑，而当拼尽全力也无法实现预定目标时，危机就出现了。

然而，人生只能这样吗？当然不是，毕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考研考公，就算考不上也总有活路，这才应该是人生常态。也就是说，所谓的“松弛感”并不需要“家里有矿”带来的安全感，更重要的是一种新的认知：保持生活的多元化，除了学习之外还要有一些自己的个人兴趣，多留一条退路，就算老路走不通，也不至于一下子陷入困顿，觉得人生彻底灰暗。那些看起来“无用”的兴趣，却很可能是生活中最有用的平衡器，让我们在风浪中有一个锚点。02

自由探索，弹性应对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还不在于一个有弹性的机制能更好地帮助我们在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中生存，而涉及到教育的一些更为根本性的问题：

究竟怎样才叫“学习”？

我们又需要通过学习获得什么样的能力？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英语里的“学校”一词school，词源是希腊语skhole，本意就是“闲暇”，与成年人的日常劳作相对。为什么作为西方教育理想源头的古希腊人，会认为“闲暇”和“学校”是一回事？因为在他们看来，知识恰恰需要在劳作之余，不带任何功利心地去自由探索，这样才能提升人的内在品质，所以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才说：“德性需要一定的闲适。”在传统小农社会，由于技术对生产效率的提升很难见效，人们往往认定只有依靠更高强度的劳动投入才能获得更多收益，因而普遍相信“勤劳致富”的逻辑，而把休闲看作是不创造生产价值的“好逸恶劳”。晚清时，中国人才逐渐认识到西方的星期制（周末休息1天）能让人劳逸有期、张弛有度，相比中国人终年劳动而不懂休息调节，可能是更为科学合理的。1903年，梁启超在游历美国途中，发现西人周末休息，劳作时间短而效率高、产出多，中国人终年劳作、倦气丛生因而效率低下、产出少，这就让他思考一个问题：中国人不是不勤劳，但为什么终年操劳还不如人家？他进而发现，教育方面也是如此：“美国学校，每岁平均只读百四十日书，每日平均只读五六点钟书，而西人学业优尚于华人，亦同此理。”这是一种相当不同的教育理念，虽然西方现代工作伦理也强调勤勉，但至少欧美大学的主流一直更注重培育人的自由探索，而不仅仅是学习实用技能。19世纪的英国思想家约翰·亨利·纽曼在《大学的理念》中有一句著名的格言：“我要强调，一门知识只有在不涵括任何外在功利目的时——也就是说，是哲学性的时候——这时这门知识才会是真正自由的，或者说，是自给自足的。”这种人文主义思潮，到了当下又有了全新的意义。在工业时代，那种标准化的技术型人才也许更吃香，因为只要你认真细致地投入工作，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就会更好，这也使得企业在招募人才时更倾向于选择那些认真、基础扎实、服从性高的求职者。然而，1980年代发达国家转向后工业时代之后，“新经济”所推崇的却是个性、多样性，崇尚冒险、创新、独立，需要组织和个人都能弹性处理日新月异的状况，积极开放地迎接不确定性，尤其是具备创新与思维的勇气。到了现在这个时代，“知识”和“学习”的含义也已经发生了改变。传统上，人们惯常认为知识都是客观的、明确的，但哈耶克在《经济学与知识》中提出了“分散知识”的概念，认为在一个动态变化的市场上，知识是分散的、主观的、不稳定与不完美的，产生的人群互动结果也是充满不确定的。这意味着，没有什么知识技能可以让人靠着它吃一辈子饭，每个人对未来的变动都是没有绝对把握的冒险。此时，重要的不是对原有的知识掌握得多么稳固，而是不断试验、调整自我的勇气和能力，因为没有人能事先知道自己的试验能有多大收益，那取决于太多当事人无法预料并掌控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一味埋头苦干反而可能让自己不期然陷入麻烦之中，因为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里，最大的风险恰恰就是不知变通。此时，如果旧模式已经走不通，那么再努力都没有用——就像要是搭乘的火车方向不对，那么在里面跑再快都不会变好。

之所以会有“间隔年”（gap year），就是因为人生不是一条笔直的跑道，相反，它需要我们能不时停下脚步，反思走过的路并看看有没有其它的路可走。就像乔布斯很多次人生起落所表明的那样，有时，为了更好地再出发，放空自己不仅是必要的休息，往往也是创造力的源泉。因此，给孩子一点留白，并不只是“减负”，让他在暑假里多玩会，也是克制家长的干预，充分意识到人的创造力都是在闲暇时间自发萌生的，给他们自主性去发展自己的兴趣，这样面临变局时才能有更多元的选择和开阔的思路。至于具体学到哪些知识，其实已经没那么重要，重要的反倒是培养他们的自学能力、内驱力和一种乐在其中的松弛感，毕竟，自由探索，才能弹性应对。